《乡土中国》读后感

《乡土中国》读后感15篇

读完一本经典名著后，大家心中一定是萌生了不少心得，此时需要认真地做好记录，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真的懂得怎么写读后感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乡土中国》读后感，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写于解放前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不足五万字，是一本典型的“大家小书”。

《乡土中国》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下人。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历史，“乡土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的符号。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乡土中国”这一符号有着实实在在的研究意义。《乡土中国》也在这个思想激荡的时代里，成了畅销书。

费孝通认为：靠务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以定居为常态，即便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也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定居下来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在相对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下，形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规矩”即可约束行为，法律则大可不必；“常识”即可应付变化，“规律”就可有可无了。

中国人有“私”的毛病，费孝通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是自己，推及的远近视财富和势力而定。波纹的中心既不相同，推及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为出发，因此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缺乏对权力和义务的共识和遵从。在“推己及人”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也形成了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要素：“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

何为乡土中国？它的特性是什么？先生在第一篇已经很好指出来了。比如他就说中国乡下人多，“土”就是他们的特性，当然土气不是贬义词，靠土地谋生的乡土社会很大程度是很稳定的，即使战乱迁移的也不是社会的主流。他也顺便比较和美国的不同，指出我们是聚村而居，并且保持自己的生活隔离，结果就形成了地方性，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同时村落里面大家都是特别熟习，就成了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法律其实处于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地位，大家都能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大家重视是信用而不是法律。当然在我们现在这个处处都成了陌生人的社会，土气就成了骂人的话，那些礼俗也逐渐被法律所代替。

他在谈论文字下乡的问题里面，他认为，在乡村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不需要文字的，经验的传播往往是手把手的教，在一个地区住的几百年，世世代代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都是一样的，解决的办法都是一样，不需要什么理论，什么创新。当然先生在这两篇文章里面分析很多，也很深刻。

下面就讲到他的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差序格局”。什么是差序格局？很简单就如同一颗石子砸到水上荡起的一圈圈水纹，最中心的哪一点是自己，其余就是按远近程度来划分。对于中国人自私，没有公德心的论调很多，但是先生在里面把这个问题做了一个梳理，他发现我们之所以和西方不一样，就在于群己，人我划分的基础不一样。西方人是什么样子呢？是团体。团体内外的人很清楚，他就从最基本的家庭这个概念分析的。在中国就不一样。他的伸缩性非常大，你得势的时候可以宾客三千，亲戚多的是，假如你不得势，也许一个人都不认识你。可以说我们的网络是以自己为中心，结果就造成了没有一个人和你的网络一样的。这样我们和西方的不同就出来了，西方要的是权利，而我们攀得是交情，我们讲究是等差。西方是讲团体，先有一个团体的概念，当然团体不能抹杀个人的，只能是契约平等，而我们却是自我主义，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

其实不止乡下人私，城里人也私啊，甚至有些可能比乡下人更私。这不，在文人笔里是中国威尼斯是苏州，作者却认为“天下没有比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在接下来是内容中，费孝通先生讨论了私和公家的关系，以及这个社会和西洋社会的不同。费孝通先生认为，西洋社会的社会结构是团体格局，而中国社会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爸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由此，我们的社会可以或说很大也很小了，概念很模糊。而到底什么是“差序格局”费孝通先生只作出或多或少的比喻，没有详细概念。我是一名见识浅薄的学生，在这里也概括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就在此打住算了。

到此，我已经把费孝通先生写的这本《乡土中国》大概的看了一遍，并从每个篇章中摘抄了一些费孝通先生的原话，加上我的个人观点和想法。通观全书，我认为费孝通先生是一个搞文学很谦逊的人，这从他在“后记“里说自己写作这本《乡土中国》算不得是定稿，也不能说是完稿，只是一段尝试的记录罢了”可以看出。还有，我认为他不愧是一位很好的良师益友，他写作的文章多用熟语，时常把自己和农村联系在一起，意思通俗易懂，清晰明了。也作为农村孩子的我，读起他的书来感觉相当亲切，作为一个著名的文人，他没有丝毫抬高自己的身份架子去教育他人，我认为这一点是相当可贵的，也是让我感到相当佩服的。

费孝通先生的这本《乡土中国》在大一时就有所耳闻，当时还向同学借了，但是一直都没看，这次寒假也算是机缘巧合，在整理东西时被我翻了出来，于是便带回家通读了一遍，颇有些体会。

在网上看到很多人对于这本书的评价，知道这本书是费先生先生在上世界四十年代后期，根据其在西南联合大学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经济学”一课的内容，整理汇编成册，发表于1948年。此后多次再版，其内容依然没有过时，无论是专家学者，抑或是普通读者，都不吝赞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好了，它已经带给我足够的诱惑，吸引着我对这本小册子发起进攻。我断断续续读了几个星期，总是不断回头去看：先生是怎么论述一个问题的!对于我这样一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来说，费先生所描述传统基层的乡土社会与我的生活环境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它将我的生活环境用简单而明了的文字抽象之后，再还给我。原来闲聊中以为是个例或是当做笑话的事情也有其必然性，生活中墨守成规的风俗、惯例也有深刻的成因，最重要的是它让我感受到：学术与生活在我的脑海里第一次这样紧密的联系起来。当我试图将不足百页的小册子整理一下，将它从内在逻辑上梳理一下，才发现原来如此困难，它包含了很多东西，顺着其中一点深入思考下去都可以有很多的收获。除去丛刊序文和后记，一共十三篇短文，总字数不过万余字。下面我将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谈谈这本书带给我的一些收获。

第一篇《乡土本色》相当于一个概述，为我们简单描述了乡土社会的种.种，为我们重新认识了“乡土”的含义，土地将人们限制在一定地域，形成 ……此处隐藏24566个字……行为模式已经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首先，它弱化了“法治”的功能，以“关系”代替“契约”，“熟人”的“情感”代替了法律的威严，很容易使得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天平在“人情”中发生倾斜，“人情网”对制度执行的干扰，是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其次，以“人情”代替“竞争”，淡化了“竞争”的激励，将亲情、交情、友情这种温情脉脉的手段移植到管理企业、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中来，导致经济管理中丧失了“利润”的冲动，社会管理丧失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激励。更为严重的是，它还可能引发社会xx，社会风气的败坏。因此，“熟人社会”的过分发育，是对法治社会的腐蚀、市场经济的摧残、和谐社会的瓦解。

费先生认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人们成为陌生人，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因为只有当一个社会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发展到“生人社会”时，熟人社会才会被打破。但是，仅靠社会的自身发展，“生人社会”的形成将会变得漫长而不可期待。我们必须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制度来推动“生人社会”的形成。

首先，要健全民主法制。民主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也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安康的重要保障。熟人社会是不需要民主和法治的。因为一旦按照民主的程序和法治的原则办事，熟人社会的熟人关系、潜规则等就会成为多余。所以，打破熟人社会，首先就是要实现民主法治。而要实现民主法治，首先要有透明的制度，要有非“是”即“否”的处理标准和健全有力的监督机制，不给层层“关卡”留下漏洞，不为建立关系网埋下了伏笔。

其次，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在熟人社会里，一方面人们认为公共权力可以为所欲为，xx，致使行政行为商品化。另一方面也为那些觊觎通过权钱交易、权情交易达到个人牟利目的人提供了机会，满足了他们不断膨胀的私欲。熟人社会与权力私用的关系，决定了必须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使公共权力不能也不敢用于处理私人事务和谋取私利，从而在源头上割断熟人社会与公共权力的联系，使熟人社会回归于民间，同时也使公共权力真正用之于处理公共事务。

再次，建立和完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公民权利的保障是限制公共权力滥用的有效手段，没有公民的个人权利，公民就无法在社会中获得应有的地位，也就不可能建立起“陌生人社会”。

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乡土社会的概念。其中，费教授将乡土社会概括为“礼治社会”，且还是一个“无讼”的社会。的确，乡土社会由于其空间流动性小，人与人之间交往单纯的特点，使得法律在这个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人们似乎仅仅依靠“礼”就能维持良好的秩序，彼此之间发生冲突也不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而是通过协商和解。这就使得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

“无讼”，是费孝通先生对于乡土社会中一种现象的描述。具体说来就是在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依靠自身的道德教化，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纠纷和争议都通过协商解决，而不是采取诉讼的方式的一种理想化状态。由此，人们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无讼”的礼治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需要法律的存在。

在古代，封建统治为了维护其自身统治，需要对整个社会进行管理。封建社会“无讼”文化是统治阶级维持社会秩序，实现长久统治的需要而提出的，并通过贱讼、压讼、灭讼等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从儒家创始人孔子最早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到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声称“读书万卷不读律”；从早期专门从事法律工作的讼师（即现代的律师）被民众称之为“讼棍”，到常提起诉讼的人被认为是“搬弄是非”之人或游手好闲之徒；从封建官吏政绩考核中善于教化，善于息讼、止讼的考核标准，到国家机器惯以严刑峻法迫使民众视法为畏途，产生厌讼情绪，反映出中国封建社会在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对诉讼采取的压制、抑制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标准。从这一方面说，产生“无讼”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社会中的人们能够依靠礼的教化维持正常的秩序，或者说考虑到人际关系等方面的因素，而也可能是因为统治或司法官吏希望没有人来诉讼或少诉，从而积极的主张无讼。但这种情况较多的出现在封建专制国家中，在现代国家应很少有这种情况。国家虽然也希望社会中尽量出现无讼的情况，但并不会主动的去干涉；另外，现在的法官并不要求与领导者的思想保持高度一致，他们也可以独立进行判决、裁量，且他们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调解，这与乡土社会中双方当事人自行调解有所不同。

儒家认为，和谐包括天道自然和谐、天人和谐和人人和谐，这些决定着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讲求互谅互让，自己要正名分，明等差，并使各人都能够安分守己，避免发生纠纷和矛盾。即使发生了纠纷，也应力图通过和解，调处息讼，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为了达到和谐的理想境界，人们就应奉行中庸之道为做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在这样的哲学思想长期影响下，“无讼”观念的形成则是自然而然的了。”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德对中国人的这种和谐与中庸之道有较深的感悟：“中国人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下生活的。他们对于法律制定些什么规定不感兴趣，也不愿站到法官的面前去，他们处理与别人的关系以是否合乎情理为准则，他们不要求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和和谐。”

尽管我国的司法制度在逐渐完善。但据笔者所知，在很多地方，如果不是发生非常严重的事故，如谋杀、枪杀或者是其他产生了严重后果的事件，人们一般都不会选择诉讼的方式。有的是因为觉得这件事太小，不愿意起诉；有的则是当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选择逃避的方式，有的则是不知道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总之，“无讼”的现象还普遍存在，需要国家对这一方面加强教育与指导。

费孝通先生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经典表述，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渊源和秩序传统。其学术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从他提出“礼治社会”这一概念以来，就一直被人不假思索地加以援用，以致人们普遍都以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秩序的维持是“唯礼无法之治”。对于“无讼”的观点，我们应辩证的看待，尤其是它产生的社会基础。不能认为在礼治社会中就没有法的存在，或者说在这样的社会里就不需要法。在现代社会中，如果说没有法，个人的权益是很难得到公平的保护的；至于法在礼治社会中的作用，则需要依赖于时间来证明。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如果双方的纠纷没有达成和解，也就是他们寻求的调解组织调解失败后，就会建议一方当事人去法院起诉另一方当事人。这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和解不成的时候，人们是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在这个时候，双方的矛盾必定是达到了不可化解的地步，且彼此之间的关系也恶化，并不会担心将对方起诉到法院后会产生不利的后果。所以，我们不能片面的说乡土社会还是原先那个保持流动不变的社会，人们还是一味的寻求和解，当送法下乡的活动进行这么多年后，人们的观念总归是有些变化的，特别是侵犯了他们的重大利益时还是会依靠诉讼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